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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上“回家”的旅途，捧著一顆虔誠的心，讓我們繼續在山西臨汾尋根問祖，探尋沉睡4300多年的“堯都”，揭秘堯的傳奇、堯文化的源頭。

　　中國之稱始于堯。對于堯，我們其實并不陌生。堯位列上古五帝，被尊為中華文明的始祖、中國人的國祖。“堯”字在古代寫作“垚”，是高大雄偉的意思，也就是說堯是個偉大的首領。我們熟悉的成語有“堯天舜日”，象征著理想化的太平盛世;孔子編訂的“五經之首”《尚書》，首篇就是《堯典》;孟子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鼓勵人人向善，個個有所作為;毛主席詩作：“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贊揚中國人民都是堯舜那樣的圣人……還有許多隱藏著的堯的故事，如《擊壤歌》中的“帝力于我何有哉?”;如“堯尋蟻穴而鑿井”，井的發明使原來沿河而居的人們逐漸圍井而居，形成村落、城市、市井文化，水井也漸漸成為家鄉的代名詞，遠離家鄉就是“背井離鄉”，等等。這位帶領先民鑿井定居的圣人，定歷法、推禮制、用賢能，在臨汾建立了國都，留下了數不清的故事，還把治國智慧刻進了歷史的長河。

　　一、堯的地上遺存在臨汾十分豐富

　　臨汾古稱平陽，因堯定都于此被譽為“華夏第一都”。在臨汾，與歷史文獻相吻合的堯的地上遺存眾多，其中最具盛名的是堯廟、堯陵、堯居、仙洞溝……

　　臨汾堯廟始建于西晉，是中國首座國祭堯，民祭堯、舜、禹三位民族先祖的國祖廟，俗稱“三圣廟”，歷經唐、宋、元、明、清多次修葺與擴建，距今已有1700多年歷史。堯廟建筑群龐大錯落、布局精巧，主次分明、氣勢恢宏，極具中國古建筑的精髓。主體建筑廣運殿，是堯召見群臣的莊嚴殿堂，也是歷代祭祀堯的主要場所;五鳳樓是為紀念堯與他的四位大臣而建的，人們將他們比作“五鳳”，五鳳和鳴象征君臣團結、天下大治;其他建筑如虞舜殿、大禹殿、堯井亭、祭祖堂，還有堯井周邊滄桑古樹“柏抱槐、柏抱楸、夜笑柏、鹿鳴柏”，以及中華帝堯鐘、天下第一鼓等，都仿佛在向人們訴說著國祖堯的故事。

　　臨汾東北約35公里的堯陵是堯長眠之所。相傳堯駕崩后，萬民悲慟，掬土成陵，至今陵高50余米，周長300余米，是已知三皇五帝陵寢中最壯觀的。高高的陵冢既象征著堯的勞苦功高，又象征著百姓對堯比山還高的愛戴之情。堯陵前有祠宇，相傳為唐初建筑，明清屢有重修。2006年，堯陵被國務院公布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堯陵的祭祀活動受到各朝統治者的重視，唐太宗李世民就曾親自來此祭拜，祈求國泰民安;民國前，官府免除堯陵附近8個村莊的糧賦差役以保證護陵祭祀費用。人們用最虔誠的方式，表達著對堯的感恩和敬仰。

　　臨汾城南伊村有堯的古居，城西姑射山仙洞溝是堯與鹿仙女“天下第一洞房”的愛情見證地。臨汾還有堯舜禪讓的揖讓臺大中樓、堯出巡經過的擊壤處、堯訪康衢的康莊堡、堯最早的祭天圣地浮山北堯山、堯的避暑行宮霍州陶唐峪、堯的大臣皋陶故里洪洞士師村，以及許多與堯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地名、村名。如此密集分布的遺跡和傳說，說明堯的印記在臨汾無處不在，這位千古帝王從未走遠。

　　以堯的傳說為基礎，臨汾還形成了極具特色的民俗活動，其中最動人的就是洪洞縣甘亭鎮羊獬村和80里外歷山圈頭村“接姑姑送娘娘”走親習俗。這項民俗活動傳承4000多年，2008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據說堯在羊獬村將兩個女兒娥皇、女英嫁給舜，當時舜在歷山上耕種，于是羊獬人和歷山人就結成聯姻親眷，互稱姑舅。堯訪舜的日子三月初三恰逢清明時節，每年此日，羊獬人都要到歷山“接姑姑”回娘家祭祖、省親，等到四月廿八堯王生日這一天，歷山人來羊獬村給堯王祝壽，順便把“娘娘”迎回去。節日當天，兩地彩旗招展，鑼鼓喧天，男女老少盛裝到古廟祭祀，途經的20多個村莊也都有威風鑼鼓迎進送出，所到之處人們熱情、虔誠，總共有五六萬人參與。堯的故事已和臨汾這片土地融為一體，化作人們對國祖的紀念。

　　二、陶寺遺址的發掘使堯都臨汾由傳說成為信史

　　臨汾陶寺遺址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四大早期都邑性遺址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從1978年開始，對陶寺遺址進行考古發掘與研究，歷時40多年的發掘成果，使陶寺遺址作為早期國家特征的都邑性遺址的構成要素逐漸顯現。

　　陶寺遺址先后發現的大型城址、宮城宮殿以及觀象臺、祭祀區、倉儲區、手工業區、王族大墓等，呈現出一派“王都”氣象。圍繞陶寺遺址，附近20公里范圍內密集分布有14處陶寺文化時期遺址，說明了陶寺“國中之國”的超然地位。陶寺出土的黑、綠、紅三色相間的圭尺和殘存紅色顏料的立表，是目前考古發現世界最早的圭表儀器，在上古“天圓地方”“王者居中”觀念指導下，陶寺先民用圭表測量夏至正午太陽投射在地上的影長，測得自己所在的陶寺為“地中”，即“天下之中央”。陶寺都城遺址、陶寺文化的邦國社會結構與“地中”概念結合，完美構建了“地中之都，中土之國”的概念。

　　陶寺出土的4件蟠龍紋陶盤，其內壁的彩繪蟠龍圖案，鱷首蛇身、口銜嘉禾，神態生動、氣勢磅礴，仿佛能夠騰飛于九天之上，這正是迄今發現的中國最早的“龍”的實物形象。這條龍將抽象的政治權威轉化為具象的精神圖騰，成為代表“國家”意志的“國徽”，完成了早期國家的“品牌塑造”。此后，它更是作為中華民族的圖騰和精神象征，貫穿五千年的文明史，深深根植于每個中國人的血液中。

　　陶寺出土的朱書扁壺，上面有用毛筆蘸朱砂書寫的兩個字。其中，扁壺鼓凸面一側是一個“文”字，扁平一側的字符，以發掘學者何努先生為代表的部分學者認為當是“堯”字。“文堯”二字敘述著后人追述堯的豐功偉績，也為臨汾就是“堯都”提供了關鍵證據。

　　陶寺出土的陶、玉、石、漆、銅等各種材質的禮儀用器，以及傳說中上古時期最高等級場合使用的樂器鼉鼓、土鼓、石磬等成組樂器，表明在距今4300多年前，陶寺的統治者堯已經“以禮治國”，初步形成了禮制與禮樂文明。從生死之所的差異看，陶寺社會已有嚴格的等級分化，君王居住在高大恢弘的宮殿，普通貴族住在20到40平方米的雙開間，平民住處則為半地穴式;早期和中期墓地都有大墓、中型墓和小墓，大墓隨葬的珍貴器物種類繁多，而眾多小墓簡陋到僅能容下一人，隨葬品很少，甚至沒有。這種階級分化最終導致了國家的形成。

　　圭表確定地中、龍圖騰凝聚族群、文字記錄文明、禮樂規范等級秩序，這四大要素，拼出了早期國家的完整拼圖。依托陶寺文化，臨汾建起了陶寺遺址博物館，展陳陶寺出土的陶器、玉器等文物230件(套)，全面展示距今4300年至3900年陶寺文化的考古發掘與研究成果，向世人介紹“堯都臨汾”。

　　三、堯的治國智慧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堯是中國古代圣明君主的典范。他以德治國、推行仁政的理念，深深扎根于中華文化的沃土之中。漢武帝劉徹、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清圣祖玄燁等后世皇帝都把堯當作“帝王教科書”。

　　堯治理天下的第一步，是從提高自身德行修養開始的。他“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像打磨璞玉般雕琢自己的品德，用仁愛之心感化家族，進而使百官各安其位、社會和諧，最終實現天下太平。這種“修齊治平”邏輯，至今仍是個人成長的不二法門。

　　堯不僅自己賢明，更善于選拔任用德才兼備的賢才。他手下的臣子個個地位顯赫、光環十足，堪稱“全明星陣容”，這其中有農業鼻祖后稷、司法鼻祖皋陶、氣象學鼻祖羲和、道德文化鼻祖舜、治水鼻祖禹、教育鼻祖契、工匠鼻祖倕、雅樂鼻祖夔、烹飪鼻祖彭祖等等，堯與他的臣子們以高尚的品德、卓越的智慧共同創造了“堯天舜日”的美好時代。

　　堯施行仁政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追求民主和科學。他在宮門前設諫言之鼓，在交通要道立誹謗之木，讓平民暢所欲言、議論朝政，即使說錯也赦免無罪;他以“不能讓天下人受害而利一人”的胸襟開創禪讓先河，將國君位置傳給與自己沒有血緣關系的舜，表現出無私的民主作風。他帶領先民觀天測時，欽定歷法，理順時序節令，適時播種，豐衣足食，狩獵文明由此跨入農耕文明;他大力發展制陶技術，其輪制成型、窯溫控制等突破性工藝，使批量生產薄胎硬質陶器成為可能，這可以視為最古老的科學、上古的“新質生產力”。“五四”運動高舉的民主和科學兩面旗幟，也就是“德先生”和“賽先生”，其實早在我們祖先堯的時期就已經萌生。

　　堯的仁政還體現在他對待大自然、對待“國際關系”的態度上。面對滔天洪水，堯起用禹治理水患，疏通河道，使肆虐的洪水暢流入海，天下萬民得以安生;面對罕見旱災，堯帶領先民廣鑿水井，澆灌莊稼，大大緩解了旱情，改善了生產生活，我們的祖先已然在積極地能動地應對自然災害，推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面對上古眾多邦國，堯主張“協和萬邦”“止戈為武”，促進不同邦國之間和諧共處，推動民族多元文化共生共榮，這為中華民族融合和“大一統”國家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堯作為千古明君、早期國家的開創者、中國人的國祖，他的治國智慧與人性光輝，至今仍影響著后世，照亮中華民族復興之路。讓我們感恩民族先祖對華夏文明的卓越貢獻，奔赴“回家”之旅下一站，在臨汾探尋最早的“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