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部重大歷史題材作品,《鄭和下西洋》全景式地再現了公元1405年至1433年間,鄭和率大明船隊七次下西洋,歷時28年大規模航海的巨幅畫卷。據史料記載,每次下西洋都有200余艘各類船只,兩萬七千多名隨船人員,他們從南中國海到印度洋、波斯灣、阿拉伯海、紅海及東非的廣闊海域,巡航或拜訪,賞賜或貿易,為保護商路暢通和亞非各國和平交往作出了巨大貢獻。應當說,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幾次為數不多的心雄天下、廣涉海域的壯舉,它足以象征了國家的富強、技術的發達、文化的進步,昭告永樂王朝是一個何等開放自信、敢于夢想、頗有作為的時代,抒寫了對外開放中充滿積極、主動、活力的一筆。然而,該劇并沒有簡單停留在巡航貿易、友鄰海外上,而是揭開明初50年這一歷史大幕,緊緊圍繞“下洋”與否,大開大合地上演了一出帝王與眾臣、宮廷與百姓、新政與舊制、中土與四海、戰爭與和平的煌煌史劇,從而為觀眾提供了比任何相關史料和其他文藝作品更為醒豁、豐厚、深邃、壯觀的大時代全景圖。大時代必然出大英雄,主創者懷著濃重的英雄情結,把鄭和、朱棣、姚廣孝等一大批當朝杰出人物推到歷史的前臺,呈現了那個特定時期英雄們身上所具有的浪漫情懷和人生理想。主人公鄭和,雖獲太監之身,但在受命遠航、修睦鄰邦的千難萬苦中,卻有超乎偉岸男人的一切美德、理想、斗志和才干,生動刻畫了一個富有夢想、使命、責任感和道義觀的航海英雄;朱棣在歷史學家眼里或許有各種不同看法,但劇中濃墨重彩地塑造了一位敢于跳出“篡逆”惡名、興利除弊力推新政、決意要作強國富民大文章、自信地引領時代潮流的開拓者,從而完成了由陸上絲綢之路向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性轉折,我們還通過他起兵“靖難”,建造龐大的船隊,拔擢鄭和出任巡洋正使,解除海禁,五次親征漠北,將西藏、新疆等地納入大明管轄版圖,下詔改北平為北京并完成遷都,組織三千多人編纂永樂大典等一系列舉措,驚嘆這位具有非凡眼光和魄力的帝王的大氣魄和大手筆;另外,劇中還塑造了姚廣孝、夏原吉、解縉、王景弘等一大批性格各異、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尤其這位集儒、道、佛于一身的道衍和尚,不正不邪,舉手投足間充滿著中國式智慧,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他造就了一個杰出的帝王和一個偉大的航海家。縱覽這些歷史人物,觀眾再一次領略了這些先驅的動人風姿,感受了那個時代蓬勃健旺的精神氣象,同時也經歷了一次中華文明和歷史精神的洗禮。
“禮遇萬邦,四海如一”,是這部電視劇在今天拍攝時所要追求的核心價值所在。普列漢諾夫說:“一個藝術家如果看不見當代最重要的社會思潮,那么他的作品所表達的思想實質的內在價值就會大大降低。”中國今天處在大發展大繁榮時期,明確宣示了“和諧世界”的新理念,而該劇緊緊抓住了中國自古愛好和平與今天倡導和諧世界這一歷史與現實的精神連接點加以渲染,從劇中可以看到,鄭和從率領船隊出海那一刻起,就帶著“尊天道,撫人民,共享太平之福”的理念,開始了漫長而艱難的和平之旅,無論進行貿易、外交活動,還是穩定東、南亞區域的和平局勢,或是開辟新的航路,都充分展現了中華文明所具有的寬容、親合、溫厚、慷慨、誠信的美德,顯示了一個泱泱大國的胸懷與風范。透過那一幅幅感人的畫面,我們看到真正的和平使者是如何不以強凌弱,以富欺貧。在整個下西洋過程中,鄭和船隊只有兩次動武,一次是打擊大海盜陳祖義,以此來維護海上的秩序,另一次是錫蘭國的執政官亞列苦奈兒偷襲大明船隊,鄭和等仍然以恩報怨。這讓世界各國看到一個維護世界和平,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劇中還以精彩的片段,反映亞非各國一次次派出使團來大明,以各種方式表達仰慕中華文明之情,形成了“萬方玉帛風云會,一統山河日月明”的繁榮景象。全劇真切地告訴人們,什么叫大國風范,什么叫禮儀萬邦,如果將一個視和平為生命的國家妖魔化,則是何等的荒唐。如果說永樂時代是向世界開放邁出的一小步,那么今天的中國已向世界邁出了一大步,600年前鄭和下西洋的壯舉,應當化作我們在新時期完成重要歷史跨越的新的動力。
《鄭和下西洋》可謂結構嚴謹,場面宏大,人物眾多,幾乎涵蓋了明初50年的歷史。劇中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都基本符合歷史,就連一些次要人物也能做到確有其人、其事,這在戲說歷史成為時尚的電視劇壇極為難能可貴,體現了創作者對歷史的嚴肅和敬畏。由于全劇在攝錄美、服化道上有上佳的表現,從漠北到天涯海角,從東南亞、阿拉伯、海灣地區到東非海岸等,無論是異域建筑還是各地風情,都很好地再現了當年歷史的情景,特別是重現大明寶船隊,不僅建造了有半個足球場那么大的寶船,再加上與三維的巧妙結合,使人真切可見當年海上之城的雄姿,因此可謂是近年來精美的大制作。值得一提的是,劇本出自著名作家朱蘇進之手,因而全劇呈現出少有的文字、文學之美,讓人享受了語言的特殊魅力。而從整體看,稍感欠缺的是,真正下西洋的故事、場景和表演,沒有宮廷戲來得真實、精彩,當然這是白璧微瑕。
（光明日報 申澈）
來源：人民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