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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山西·臨汾帝堯古都文化旅游節重要內容堯文化暨德廉思想研討會于4月15日隆重舉行，來自中國社科院、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學等全國知名科研院校的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就堯文化展開學術研討和交流，由此揭開了堯文化研究和開發的新篇章。

    記者 盧凱    

    最早發掘者的“朝圣”之旅

    “作為一名將畢生精力獻給考古事業的科學工作者，我對陶寺文化情有獨鐘。”4月15日，堯文化暨德廉思想研討會在我市隆重舉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李健民時隔30多年后再次回到臨汾，臨汾的巨變讓他感慨萬千，而最讓他感到欣慰的當屬陶寺遺址經過兩個階段的挖掘，終于理直氣壯地向全世界宣布：這里就是最早“中國”。

    1978年，陶寺遺址發掘工作拉開帷幕，年僅33歲的李健民作為考古隊隊員，跟隨領隊高天麟一起開始了艱辛、曲折的發掘工作，一直到1984年第一階段發掘工作結束后才離開。30多年過去了，昔日的年輕小伙子搖身變成了滿頭白發的老者，從得到參會消息的那一刻開始，李健民的心就飛回到了魂牽夢繞的陶寺，甚至興奮的晚上都睡不著覺，談論起    陶寺遺址的發掘過程，這位70歲高齡的老人卻活躍得像個小孩子。

    “我先后參與了墓地和居住地的發掘過程，但初始所見皆為小型墓，隨葬品很少，主要為玉石質的鉞、璧、環、琮等，未見陶器。”時隔30余年，發掘工作中的點點滴滴，李健民仍記憶猶新，“1980年，墓地的發掘工作有了突破性進展，隨葬大量彩繪漆木器和彩陶器的大型墓葬，以及隨葬漆木器和陶器的中型墓葬陸續被發現，特別是其后銅鈴和朱書文字扁壺的出土，更是錦上添花。”李健民笑著說，在此之前，人們能解讀而且成為今天漢字祖源的甲骨文，距今不過三千多年，而這兩個朱書文字的存在和發現，將漢字的成熟期至少推進到4000年前，這是探索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重大突破。

    “這趟來臨汾參加研討會，對我而言，是回‘娘家’，更是前往最早‘中國’朝圣。”近年來，我市在堯文化研究、宣傳和開發、利用上做了大量工作特別是成立堯文化研究與開發委員會，辦起《堯文化》會刊，開辦同名網站，撰寫出版了大批堯文化專著，推出大型音樂舞蹈史劇《堯頌》，舉辦“堯文化高層論壇”，都得到李健民的充分肯定。同時，他建議臨汾市建立“堯都文化博物館”，全面展示豐富多彩的陶寺文化珍貴文物標本，并予以詳細解讀。

    “社科院考古所與地方合作建立博物館有成功的先例。”李健民介紹說，考古所安陽隊與安陽市聯合建立殷墟博物館，并在申辦世界歷史文化遺產中發揮出重大作用，臨汾如若建立這樣的博物館必將成為昭示中華古代國家起源與形成的朝圣之地，為弘揚中華優秀文化發揮杰出作用。

    二代發掘者的成果展示

    陶寺遺址第一階段的發掘工作于1984年結束，在暫停10余年后，于1999年開始了第二階段的發掘，梁星彭與何弩任隊長，梁星彭發現了規模宏大的古城遺址，何弩則發現了震驚學術界的古觀象臺。

    “最早的中國在陶寺”，這一被陶寺遺址發掘領隊何弩反復強調的觀點，終于在隨后的發掘過程中有了支撐的有力證據，他介紹說，探索一個社會是不是早期國家，首先從其政治、經濟、軍事、宗教中心——都城入手。都城考古判定都城遺址標準有城墻、宮殿區（宮城）、大型宗教禮制建筑（天壇、觀象臺、地壇）、王陵區、手工業作坊區、政府掌控的大型倉儲區（相當于國庫）和普通居民區，而隨后的考古發現，從城墻到墓葬，從宮殿到倉城，再到觀象臺，無可辯駁地證明，最早的“中國”已經形成，文明社會出現了。它比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所代表的夏代晚期要早1000多年。

    “‘中國’一次最早的文字記錄是《何尊》中的‘宅茲中國’，可確鑿證明‘中國’這一概念與稱謂最晚在西周早期已經出現。”何弩介紹，在發掘陶寺遺址以前，只有一個中原的概念，人們認為在中原地區的國家就是中國，而觀象臺和圭尺的發現，為陶寺遺址是最早“中國”提供了物證。何弩進一步解釋說，觀象授時祭壇的存在，意味著歷法作為王權一部分在陶寺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同時標志著陶寺城址的王都性質，而圭尺從物證角度說明，最初“中國”的含義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國。一系列的挖掘成果顯示，陶寺就是最初“中國”，以陶寺邦國為代表的最初“中國”不是奴隸制社會，是貴族統治階級與平民階級構成的國家社會。

    “臨汾人可以理直氣壯地告訴全世界，陶寺就是最早的‘中國’。”何弩認為，陶寺遺址的兩個發掘階段證明，堯都平陽已經走出傳說，而是真實存在的信史。

    記者 盧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