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牌儀式現(xiàn)場
陶寺遺址博物館展陳一角
銅齒輪形器
灰陶斝
龍盤
圭尺
朱書扁壺
陶寺遺址博物館
陶寺觀象臺
編者按
今年6月14日，國家文物局正式公布新一批10家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名單，陶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成功入選，成為我省唯一入選項目，實現(xiàn)了山西省國家級考古遺址公園“零的突破”。7月1日，陶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正式揭牌，這不僅填補了我省國家級考古遺址公園的空白，更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增添濃墨重彩的一筆，開啟了陶寺遺址保護開發(fā)利用的新篇章。
為了呈現(xiàn)陶寺文明蘊含的華夏智慧與精神基因，引領(lǐng)公眾開啟中華文明探源的深度體驗，本報今天推出“探尋‘早期國家’文明密碼——地中之國 陶寺實證”特別報道，帶您感受沉睡數(shù)千年的都邑脈動，見證華夏文明的薪火相傳。
煌煌都邑 赫赫陶寺
陶寺遺址位于我市襄汾縣，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四大都邑性遺址之一，距今約4300年至3900年。
1958年遺址被發(fā)現(xiàn)，1978年正式開始考古發(fā)掘，1988年被公布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2年被納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2017年列入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
陶寺遺址是新石器晚期龍山時代大型聚落城址，遺址總面積在400萬平方米左右，是中華文明形成關(guān)鍵階段的核心聚落，也是實證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的重要支點，在中華文明發(fā)展史上具有突出的代表性。
這里有世界上最早的觀象臺，4300年前，陶寺先民通過觀測日月、敬授民時，開啟了華夏農(nóng)耕文明的輝煌篇章。
這里有彰顯王權(quán)禮制的煌煌都邑，280萬平方米的城址，規(guī)模宏大、規(guī)劃有序、規(guī)制完整，奠定了后世王朝的城市形態(tài)。
這里有印證“地中之國”的圭表圭尺，圭表測日影、圭尺定地中，“地中之國”由此發(fā)端，以至今日之中國。
這里有昭顯中華圖騰的彩繪龍盤，盤上之龍集多種靈獸特征于一體，是與后世一脈相承的、最早的“中國龍”形象，是中華民族的獨特標識和精神象征。
陶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總面積519.38公頃，目前已開放陶寺遺址博物館、天文考古館、宮城墻、宮殿區(qū)及考古發(fā)掘現(xiàn)場等，初步構(gòu)建“考古現(xiàn)場+數(shù)字復(fù)原+場景體驗”展示體系，成為“活態(tài)文明教科書”、中華文明精神標識地、新時代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保護利用示范園。
我與陶寺的故事
7月1日，陶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正式揭牌。揭牌儀式上，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何努、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技師馮九生、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技師陜亞斌、襄汾縣三晉文化研究會會長高建錄作為“文明解碼人”，分別講述了“我與陶寺的故事”。讓我們傾聽他們的故事，追隨時空長河，溯流而上，共赴一場“探源”之旅。
何努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何努——
叩問大地 也仰望星空
“觀象臺星軌如初，我們?nèi)耘c先民共仰同一片蒼穹。”
二十二年光陰，我扎根在這片黃土之上，親眼見證它從麥浪起伏的田野一點點蘇醒，重現(xiàn)四千多年前王城的恢弘氣象。四十余年的考古接力，三萬平方米黃土之下的執(zhí)著叩問，五千余件文物遺存的無聲訴說，讓我們得以重構(gòu)這段沉睡文明的時空框架，迎來它的重生!
如果非要選出發(fā)掘中最璀璨的明珠，莫過于陶寺觀象臺——這是迄今為止人類發(fā)現(xiàn)的最早觀象臺。它不僅定義了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更精準觀測著二十個節(jié)令。這是陶寺先民仰望星空、丈量時光的曠世杰作。
但它的發(fā)現(xiàn)，絕非坦途。
2002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yù)研究啟動，陶寺重任在肩。那年春天，我接過領(lǐng)隊之責(zé)。文獻記載，“堯都平陽”就在臨汾一帶，而陶寺，極可能就是這座圣城。《尚書·堯典》滿篇星象歷法，我深信，這片土地下，必定埋藏著觀象的殿堂。然而，它在哪里?
我們決心有目的地尋找。當時已經(jīng)確認了早期和中期的王族墓地，但是在他們的附近這個三角形區(qū)域當中，發(fā)現(xiàn)的這個區(qū)域具體是做什么的，怎么找都找不到方向，于是決定：發(fā)掘!找不到更要找!
春雨浸潤后的遺址平面上，13個夯土塊呈弧形整齊排列，組成半圓環(huán)形夯土臺。經(jīng)分析，這些夯土塊應(yīng)是遺址柱基，由于夯土難以抵御歲月侵蝕，推測原先是石柱建筑。但它們究竟有何用途?是房屋、墻垣，還是另有玄機?
困惑如同迷霧籠罩著我們。我突然想到好友武家璧，他兼具考古與天文學(xué)知識，或許能解開這個謎題。我將勘探情況和平面圖發(fā)給他，并提出猜想：“這會不會與東邊的塔兒山有關(guān)，用于天文觀測?如果真是這樣，那觀測點在哪里呢?”
隨后，我們用鋼架模擬出柱縫進行觀測，兩年間，逐步驗證了其觀測功能。就在這時，武家璧的回復(fù)帶來了曙光：“這些柱縫的光線似乎交匯于一點，古人會不會就在這個點上觀測日出?”一句話，如驚雷破曉。
方向已明，剩下的唯有堅持。考古隊開始了曠日持久的“逐日之旅”。大半年光陰流轉(zhuǎn)，我們一次次站在不同預(yù)設(shè)的圓心，進行不間斷測試。我們找到了!這個點就是先民們觀象授時的位置，果然向下一挖，就發(fā)現(xiàn)了觀測點的夯土基址!這座觀象臺是夯基石柱與觀測圓心共同組成的四千多年前先民與宇宙對話的神圣祭壇，是初升的陽光穿過不同的柱縫后顯示節(jié)令的授時精密儀器。
陶寺觀象臺凝聚了先民的智慧，證明了古人對時間的掌握，指導(dǎo)農(nóng)事，為后續(xù)農(nóng)耕文明的發(fā)展奠定了重要基礎(chǔ)。
觀象臺，是遠古智慧與浩瀚星空的千年對望。它無聲地宣告：考古，是用手鏟叩問大地，與歷史傾心交談;是用堅守穿透迷霧，為文明解碼。
習(xí)近平總書記強調(diào)，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闡釋中華文明精神標識、筑牢民族文化根基的關(guān)鍵舉措。我們考古人很榮幸能參與到中華文明的發(fā)掘、解碼與傳承中，也相信一鏟一刷堅定且持久的考古精神一定會代代相傳。
馮九生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技師馮九生——
一位“畫家”的陶寺考古四十年
“手鏟釋天書，黃土之下埋藏的是早期國家。”
我是個地地道道的臨汾人，原本的我對考古并不感興趣，更想當個畫家。1982年，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山西招募一名會繪圖的技術(shù)人員，在這個偶然的機會下，我成了考古工作隊的一員，從此與考古和陶寺結(jié)緣。
2002年，我負責(zé)發(fā)掘M22中期大墓。在接近墓底2米的時候，一鏟子刮過，土層上浮現(xiàn)了一塊小小的痕跡。我定睛一看，它竟然是粉色的，像蝴蝶的樣子。它的顏色、材質(zhì)與我們在20世紀80年代在早期大墓中出土的彩繪木器區(qū)別較大，可能是漆器。我不敢大意，繼續(xù)往下發(fā)掘，在其側(cè)面試探性地用鏟子清理出一小段，發(fā)現(xiàn)它不只是單一的粉紅，還有石綠、煙黑。4000多年前的陶寺就有漆器了，20世紀80年代大墓出土的彩繪木器，就是在器物表面涂一層礦物質(zhì)顏料，新發(fā)現(xiàn)的這件器物是髹漆。直覺告訴我，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于是，該墓清理到墓底后，我和同事一起，小心翼翼地把它移回整理室，生怕有一點損壞。幾個月的時間里，我一點點清理這個漆木桿，這根比我還要高一些的漆木桿，我們把它命名為“彩繪漆木桿”。
在之后的幾年里，它是干什么用的，一直是個謎。直到2009年，中科院古天文研究所的專家們來到陶寺，看到這個“彩繪漆木桿”，一截一截像個尺子，推測它可能與日影測量有關(guān)。我們開始在古籍記載中找尋答案。《周髀算經(jīng)》中記載“夏至日晷，尺六寸，即為地中”。這個“彩繪漆木桿”會不會就是測量“地中”的儀器呢?如果它是測量“地中”的儀器，和它配套使用的又是什么呢?我們想到了20世紀80年代早期墓地出土的另一根漆木桿。
時間很快到了夏至這天。我們開始對這個猜想進行驗證。那天，我們拿著復(fù)原的兩根“漆木桿”，到了陶寺觀象臺。日影緩緩移動，牽動著在場每一個人的心。正午時刻，日影定格在了漆木桿第11格刻度，現(xiàn)場瞬間沸騰了。因為這個刻度長39.9厘米，合陶寺時期的長度為1.6尺，正好印證了古籍中所記載的“地中”。我們找到了“地中”，找到了“地中之都”“中土之國”。
“中”不僅是大地的中心，也是王權(quán)的中心，更是中國人骨子里的“中庸”之道。這個“彩繪漆木桿”，不僅是一個文化符號、王權(quán)的象征，更讓我們看到了中華民族緊密團結(jié)的向心力，正是這個強大的向心力，推動中華文明由多元邁向一體，推動國家更加繁榮富強。
回首過往，我在發(fā)掘陶寺遺址的過程中，畫了1000多幅圖。兒時的畫家夢，也在一次次對陶寺遺址的繪圖中實現(xiàn)了。現(xiàn)在，我雖然已經(jīng)退休了，但依然以顧問的身份參與陶寺遺址的保護、發(fā)掘和利用工作。陶寺，這個與我生命緊密相連的地方，將繼續(xù)見證我余生的探索與熱愛。
陜亞斌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技師陜亞斌——
在歲月沉淀中守護文明根脈
“接過前輩手鏟，續(xù)寫文明探源的下一個四十年。”
打記事起，我就經(jīng)常在爺爺奶奶的口中聽到關(guān)于“堯帝”的古老故事，這些傳說如同血液般流淌在我童年的記憶里。正是這份濃厚興趣與熱愛的指引，我于2015年考入陜西文物保護專修學(xué)院考古發(fā)掘?qū)I(yè)，從此踏上了探尋中華文明源頭的人生之旅。
大學(xué)期間，一張文物照片深深震撼到了我。那是1984年陶寺遺址出土的一件灰陶扁壺，4000多年前的兩個朱砂銘文躍然其上，如同黎明前的第一縷曙光，揭示出中國最古老的文字密碼，同時也點燃了我對陶寺、對中華文明源頭探索的無限渴望。
2018年秋天，懷揣著這份渴望，我如愿加入了陶寺考古隊，真正開始了這片古老熱土的發(fā)掘工作。田野考古遠不止于揭開歷史面紗的浪漫與欣喜，更意味著日復(fù)一日與自然的角力、與未知的較量。夜深人靜之時，疲憊也曾讓我動搖，是陶寺考古前輩們的身影像一盞盞明燈，驅(qū)散了我心中的迷茫：何努老師，在觀象臺遺址前徹夜推演，印證《堯典》中“歷象日月星辰”的記載;高江濤隊長，二十載扎根黃土，帶領(lǐng)我們厘清280萬平方米都城的“雙城結(jié)構(gòu)”，讓“早期國家”的輪廓重現(xiàn)人間;馮九生技師，為保護朱書扁壺的朱砂字痕，徒手清理三個月，他手握的不僅是手鏟，更是解答“中華文明起源”的“鑰匙”。他們教會我：考古的終極意義，不是挖寶，而是解譯文明基因;不是掘土，而是喚醒民族記憶。
“考古如人生，十次落空換一次照亮文明的光。”前輩的教誨在耳邊回響。是啊，沒有“為伊消得人憔悴”的執(zhí)著探索，又怎會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開朗?揭示中華文明的起源，需要的正是這份在漫長歲月沉淀中，甘于寂寞、百折不撓地守護文明根脈的執(zhí)著與堅守。
陶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正式揭牌，這座再現(xiàn)“天文古國”“禮樂之源”的圣地，正將文明火種傳遞給新一代。我們的使命，就是接過這份沉甸甸的信任，以手為尺，丈量文明厚度;以心為炬，點燃探索之光;以志為刃，劈開未知迷霧;用青春與汗水，繼續(xù)在這片神圣土地上，書寫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探索故事。
守護陶寺，就是守護中華文明的根脈;探索未知，就是賡續(xù)民族精神的薪火。在歲月無聲的沉淀里，我將繼續(xù)前行，與陶寺相伴，與文明同行。
高建錄
襄汾縣三晉文化研究會會長高建錄——
我們的根脈與驕傲
“陶寺龍盤圖騰，是鐫刻在華夏血脈中的基因。”
作為襄汾人，站在這片生我養(yǎng)我的土地上，看著陶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揭牌，我自豪、激動。塔兒山的風(fēng)吹了幾十年，但如今這風(fēng)里裹著4000多年前的氣息，吹得我心頭滾燙。
我在塔兒山下長大，打小兒就聽老人們講發(fā)生在我們這一帶的故事，好奇的同時也有很多疑問——為啥老百姓把太陽叫“堯窩”?為啥清明節(jié)做的饃饃總有“蛇娃子”?為啥人們知道什么時候春種、什么時候夏收?直到陶寺的黃土一層層揭開，原來這些，都是老祖宗4000多年前創(chuàng)造的文明。
“堯窩”是把堯王比作太陽，饃饃上的“蛇娃子”來源于陶寺遺址出土的龍盤，春種夏收是堯王通過觀天授時留給后人的恩澤。考古隊的鏟子，挖開的何止是黃土，那是尋回了遠古的文明。
隨著陶寺考古研究的深入，作為襄汾縣一名文化愛好者、研究者，我更愿意同考古隊員一起，探索這片土地在遠古時期到底發(fā)生了什么。終于，功夫不負有心人，陶寺遺址的考古成果證實遠古并非我們想象中的蒙昧，而是早已閃爍著文明的光彩。
2004年秋天，我第一次到陶寺遺址，看到了觀象臺，從此陶寺就成了我心心念念的地方，二十多年來這里有上百次。走進考古工地，看看發(fā)掘出了什么樣的文物;向?qū)＜艺埥蹋犅犖奈镏须[藏著怎樣的文明密碼;陪同客人參觀，給他們講講陶寺的故事。同時，我還主編出版了《崇山志》《帝堯傳說在襄汾》等著作，創(chuàng)作發(fā)表了《古中國從這里走來》《塔兒山的光芒》等文章。
可以說，我雖然不是最懂陶寺的人，但我一定是最熱愛陶寺、最關(guān)注陶寺的人之一。
陶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正式揭牌，讓我們可以隨時走進這片圣地，感受先祖的偉大和“早期國家”的模樣。
我今年70歲了，還想盡己所能，為陶寺做點事情。目前我正在與朋友撰寫《走進陶寺》一書，想用文學(xué)的筆法，講述陶寺每件文物背后的故事，讓更多的人聽到陶寺的聲音、看到陶寺的氣象。
陶寺，我為什么對你魂牽夢繞?因為你是我們的根脈和驕傲!
圖片：閆銳鵬
責(zé)任編輯：暢任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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