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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寺就是最早的“中國”！4月15日，中國臨汾“堯文化暨德廉思想”研討會閉幕式上，當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項目負責人王巍在總結講話時宣布這一喜訊時，整個會場爆發出熱烈的掌聲。至此，臨汾人民引以自豪的“堯都平陽”也終成不容置疑的鐵案。這次由山西省委宣傳部、臨汾市委市政府主辦的研討會，是一次高規格、高層次、高水平的盛會。在由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王震中、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何駑等組成的專家學者團名單中，赫然署著李琳之的名字。

                                                                            一

    在見到李琳之之前，我首先見到的是李琳之的兩部作品：一部是《中華祖脈》，一部是《感喟秋雨》。《中華祖脈》揭示了兩層深意。一是晉南、晉東南地區是我們中華民族祖先生活、繁衍的根據地，是中華民族這顆龐大樹冠的直根系。二是晉南、晉東南地區還是很多中華傳統文化氤氳、繁衍的原點。襄汾地處此域，襄汾文化博大精深，氣壯山河。而在《感喟秋雨》中，讀者看到了那么一個淘氣的男孩子，他和伙伴們在田野上點火、掏“喜蟲”、偷西瓜……總之，一個農村小男孩能干出的壞事全讓他干盡了。這就是童年的李琳之，他1967年出生于襄汾縣趙康鎮古晉都遺址邊上的南趙村。

    “60后”的童年許多是灰色的，因為父親的“帽子”問題，李琳之的童年似乎更“灰”一些。可寒門出貴子，天資聰穎的他在學習上很勤奮，1982年初中畢業，中考考了519.4分，在趙康鎮名列第一，超出臨汾一中錄取分數線19.4分，然而卻無緣無故地被刷了下來。后來他被補錄到了汾城中學，報到時卻在宿舍找不到他的名字，幾經周折，發現他的名字出現在女生宿舍。

    那時，高中是二年制，畢業后他考上了山西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1988年，他大學畢業，舍棄太原諸多好單位盛情聘用回到臨汾,被分配到地處偏僻荒涼山區的隰縣師范當教師。在他的人生閱歷中，有了不到兩年的短暫的教書生涯。1990年，他考上了山西大學哲學碩士研究生。在學校里，他是活躍分子，思想激進，曾在《山西大學報》上發表一些帶有思想性的文章，探討重大社會問題，被同學們稱為新銳思想家。1993年，他拿到碩士學位，下決心不留在高校工作，也沒有投身政界，沒有考博，義無反顧地下海做起了個體戶，自立門戶，干起了文化策劃買賣書籍的營生。

    10年商海拼搏，他成功了。他創辦的黃河書店連鎖店遍及山西各地，成為山西各地的一個特殊文化符號，甚至在上海復旦大學附近也開了分店。他富了。他是省城最早幾批大哥大的擁有者，太原市第一批豪奢商品房擁有者，同學朋友中第一批小轎車擁有者。再后來，他闖進京城二次創業，策劃創辦了《佳佳林系列作文》叢書，開辟出一片新天地。

                                                                             二

    第一次見到李琳之，是在襄汾作協舉辦的一次座談會上，由李琳之主講《襄汾商人》一課。早晨7點來鐘，授課的李琳之早早來到襄汾作協的大門口等候。看到聽課的會員三三兩兩走進會場，不大習慣早起的我委婉地告訴他，其實他沒有必要這么早來。他一句話頂得我啞口無言，并且令我肅然起敬——“今天來聽課的都是我的父老鄉親，我怎么能遲到呢？”

    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熱淚，就是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那個出生的地方，每一磚，每一瓦，那每一寸土壤里，我們的祖脈就延綿在這里。

    李琳之常常講起他的家鄉：一個叫袁煥章的古稀老人把他發表在報刊上的記述晉商師莊尉家的長篇文化散文《詩書滋味長》復印上百份到處散發，為的只是宣傳家鄉的文化底蘊；一個叫劉潤恩的70歲農民，幾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整理襄汾的民間文化，出版了一本又一本襄汾的民間故事；還有一個叫劉登云的老人，每天粗茶淡飯，埋首于黃燈青卷，憑著對家鄉的摯愛，用自己微薄的積蓄出版了七八部反映晉南民俗風情的長篇小說；93歲的邱文選先生，年逾八旬的陶福海老人、趙祖鼎老人、薛啟發先生、楊啟旺……

    他說，正是由于這些筆耕不輟的鄉村文化傳承人的努力，才有了我們中華文化的源遠流長，正是有了這些鄉賢的標桿作用，我才有了更充足的精神動力。

                                                                              三

    李琳之在山西大學讀哲學碩士研究生時，就給山大的本科生作學術講座，話題是講創業的，深受莘莘學子贊賞。李琳之的碩士論文，是一篇紀實性的社會學文章，題目是：《當代農民價值觀念的哲學思考》。寫的是，當時中國社會的熱點話題——三農問題。這篇洋洋灑灑3萬余字的碩士論文，有實證，有數據，有具體可感的材料，最難能可貴的是他有問題意識，且能提出問題，又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案，標新立異，別具匠心。獲得答辯導師的好評。后來，李琳之把他的這篇論文改寫成紀實文學《黃土魂》，1994年由中國商業出版社出版，那時他才27歲。

    30歲出頭的時候，他就編輯出版了《游遍中國》（15卷20冊）、《中外成功之道叢書》（14卷）、《中國文化常識叢書》（20卷）等；個人著作有《黃土魂》《臨終歲月》《人生筆記》《一舌定乾坤》《東方人與西方人》等多部。

    他的《中華祖脈》，不囿于前人之見，人云亦云，也不靠主觀想像，憑空臆造。寫作前，他作了大量的田野考察。又尋訪大量的史料，從正史、從野史、從民間，一一記錄，一一比對，一一篩選。將近一年的考察時間，他從北京到山西往返不知多少趟。他收集并閱讀過的資料，至少可以裝上半麻袋，寫100字的東西，他得翻閱1萬字、10萬字乃至幾十萬字的資料。

    李琳之不同于一般讀書人，時時洋溢著一股子豪俠氣，他一直有他自己的堅持和擔當。在《古鎮汾城》中，李琳之用了“委屈中的擔當”，一個學哲學的商人在現實中磕磕碰碰走了二十多年，心里卻一直倔強于另一種真正文人那樣孤獨的生長，這何嘗不是一種委屈中的擔當。

    4月16日，專家團在堯陵考察，面對3家媒體的采訪，李琳之引經據典，侃侃而談。問到他迄今為止最滿意的作品是哪一部時，李琳之的回答里帶著濃濃的襄汾口音：“還沒有最滿意的，今年6月，我的又一部新作就要面世，希望屆時會給讀者、給我的父老鄉親一個驚喜。”  記者 劉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