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社會轉型
本文作者從傳統與現代的角度對社會轉型進行了闡述:
第一,“社會轉型”,是一個有特定含義的社會學術語,意指社會從傳統型向現代型的轉變,或者說由傳統型社會向現代型社會轉型的過程,說詳細一點,就是從農業的、鄉村的、封閉半封閉的傳統型社會向工業的、城鎮的、開放的現代型社會的轉型。當我們說“社會轉型”時,著重強調的是社會結構的轉型。在這個意義上,“社會轉型”和“社會現代化”是重合的,幾乎是同義的。
第二,中國的社會轉型,是中國的社會生活和組織模式從傳統走向現代、邁向更加現代和更新現代的過程。或者說中國社會轉型是中國的社會生活和組織模式即社會實踐結構不斷從傳統走向現代、走向更加現代和更新現代的變遷過程。作者把這樣理解的社會轉型論稱為“廣義轉型論”。
中國社會60年的發展,是通過社會結構轉型和體制轉軌的方式實現的。中國社會發展與社會轉型因此有著不可分離的內在聯系。中國社會發展與社會轉型的實際,以及對它們的理論概括和提升,又都有自己獨特的軌跡和路徑,顯示出濃厚的中國特色。
新中國六十年的發展,是通過社會轉型和體制轉軌的方式實現的
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現在,新中國已經經歷了兩個“30年”。要客觀地歷史地看問題,那就必須如實指出,“前30年”既為“后30年”打下了基礎,又為“后30年”提出了問題。
現在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傾向這樣的觀點:經過土地改革的國家,現代化進程比較順利。筆者在印度的考察、在泰國的訪問,也都有這樣的感受。到2004年我們訪印時為止,印度只有印共(馬)執政的三個邦進行過不徹底的土改,其他邦則沒有進行過土地改革。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在推進現代化建設時,只要涉及土地、房產問題,就不能不與為數眾多的土地、房產私有者一個一個地進行談判。這成為印度現代化進程想快也快不了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這個意義上,我國在20世紀50年代初進行的徹底的土地改革,為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快速現代化進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前30年”為“后30年”打下基礎的還有: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建立、工業化基礎的形成、標志高科技的“兩彈一星”的發射,等等。由此可見,絕不能對“前30年”采取全盤否定的態度,不能將其說得一無是處。
同時,關于“前30年”為“后30年”提出的問題這一點,也是很清楚的。因為“前30年”最后有10年時間處在“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之中,又有幾年時間處在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撥亂反正過程中。結合當時國內國際的客觀實際,“前30年”提出的發展問題主要是三個方面:第一,經歷“文化大革命”后,社會主義中國如何發展?第二,在世界社會主義處在低潮中,特別是蘇聯在沒有硝煙的世界大戰中節節敗退直至解體的情勢下,社會主義中國如何發展?第三,在全球化進程中南北差距加大,中國發展落后于發達國家的情況下,社會主義中國如何發展?
當時,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十分不一致。焦點集中在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低潮的出現、導致了差距的拉開?如果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不一樣,那么關于中國如何發展的一系列做法也會不一樣,甚至完全相反。對此鄧小平作了至關重要的總結性的回答:“我們搞改革開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沒有丟馬克思,沒有丟列寧,也沒有丟毛澤東。老祖宗不能丟啊!問題是要把什么叫社會主義搞清楚,把怎么樣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搞清楚。”這段話不僅從理論上總結了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多年來的經驗教訓,在某種程度上回答了蘇聯瓦解的根本原因,也指出了我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縮小差距的前進方向,而且也提綱挈領地說明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這一我們黨在新時期的總路線。這里,“把工作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是“一個中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另一種表述;而“搞改革開放”和“老祖宗不能丟”,則是“兩個基本點”——堅持改革開放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深入淺出的表達。只有搞清楚“什么叫社會主義”、“怎么樣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這兩個根本問題,社會主義中國才能真正得到發展,黨的基本路線才能真正得到貫徹;而黨的基本路線真正得到有效地貫徹,又使我們進一步清楚地認識“什么叫社會主義”、“怎么樣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從而形成良性循環、相互促進。鄧小平的這一總結性回答,可以看作是他的發展思想的總框架,為中國“后30年”的發展奠定了新的起點。
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年的發展顯示出一條從初級發展到科學發展的軌跡
中國“后30年”的發展實際上顯示出一條從初級發展到科學發展的軌跡。其中差不多有20年的時間是沿著初級發展的路徑前進的。
第一,發展的目標是初級的。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社會最直接的發展目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擺脫貧困狀態。這是因為,那時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狀況和人民生活水平狀況都集中地表現為貧窮。鄧小平非常理解這一客觀現實和社會心理,他聯系社會主義的本質,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反思,提出了一個引起強烈共鳴的觀點“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他說:“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這二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不僅“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鄧小平進一步指出“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他給中國的生產力發展制定了三步走的目標:第一步是脫貧,第二步是小康,第三步是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脫貧、小康目標的提出,是符合當時中國國情和反映人民意愿的,但很顯然是與不發達狀態聯系在一起的,因而是初級的。
第二,發展的手段是初級的。一個中心,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基于當時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上形成的。按照一個中心,經濟因素成為國家社會生活中的核心驅動因素,經濟的思路和辦法,成為解決其他政治問題、社會問題的手段。這種以經濟辦法解決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的思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為推動經濟社會改革提供了出路,是當時的一種最佳選擇,曾經起過巨大的歷史作用。但是也應該看到,由于過分強調經濟因素和經濟辦法,在實踐中就形成了一些地方單純追求GDP增長的政策取向,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經濟與社會失調、效率與公平失衡,也付出了過大的環境資源代價。采取這樣的手段和辦法來發展經濟,歸根到底也是與不發達狀況相聯系的,因而不能不是初級的。
另外,發展的資源、發展的結果也是初級的,但應當指出的是,對于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發展的初級性是無法跳過的,代價是無法完全避免的。一是發展初始條件的限制,二是對發展的認識有一個過程。中國的幅員是如此之廣,地區差別是如此之大,發展初始條件是如此之低,只能實事求是地確定適合自己情況的發展目標、發展手段、發展可利用的資源。我們只能要求經過努力把代價減少到最低限度,把初級發展的時限縮短到最小期限。在這方面,用比較的眼光來看一些初始條件與我們差不多、甚至比我們好的國家,客觀地說,我們國家還是做得很不錯的。
科學發展與新型現代性
科學發展是對初級發展進入更高一級發展的概括。科學發展觀既是對科學發展實際趨勢的思想提煉,又是對以往發展觀的理論提升。科學發展觀的內容,按照十七大報告的系統總結,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
科學發展肯定了初級發展中最主要的精華之點。所謂“發展是硬道理”,正是發展創造了“中國奇跡”。科學發展把發展確定為第一要義,正是肯定了這一精華之點,就是說,科學發展同初級發展一樣,都是把發展放在第一位。
科學發展適應新的發展要求,適時地提出一系列創新之點。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是發展理論的巨大進步,也是發展觀演變達到的一個新的高度。概括地說,發展觀的演變大體經歷了經濟增長觀、綜合發展觀、可持續發展觀、人的發展觀和科學發展觀。這些理論大體上反映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從重視單純的經濟增長,到橫向地重視經濟社會文化綜合發展,再到縱向地重視本代與后代的可持續發展,再到全面重視人的發展的曲折過程。科學發展觀汲取了所有這些發展理論的積極因素,根據中國的發展經驗加以理論創新,并作為國家發展戰略而指導實踐的發展。這標志著發展觀歷史性的提升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從理論上說,科學發展是一種與新型現代性相聯系的發展。所謂新型現代性,是指那種以人為本,人和自然雙贏、人和社會雙贏,兩者關系協調和諧,并把自然代價和社會代價減少到最低限度的現代性。從中國社會轉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會進步和付出的種種社會代價中,我們從正反兩方面,都能親身體會到新型現代性的深刻意蘊。
科學發展和新型現代性兩者是非常吻合的:兩者都主張“以人為本”,都主張雙贏互利,都主張協調和諧,都主張減縮代價;只是兩者的表述不同,科學發展在表述上更注重對實踐的指導;新型現代性則更注重學術的提煉和感悟。
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實質是新型社會主義的成長壯大、創新發展
從1978年以來,中國的社會轉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具有了以往不曾具有的特點。其中一個最明顯的特點,就是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帶動下,社會結構轉型和經濟體制轉軌兩者同時并進、相互交叉,形成相互推動的趨勢。用世界的眼光看,這在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中是很少見的。這里,社會結構主要是指一個社會中社會地位及其相互關系的制度化和模式化的體系。社會結構轉型就是不同的地位體系從傳統型向現代型的轉型;經濟體制轉軌則指的是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換。無論是社會結構轉型和經濟體制轉軌,都是廣義的社會轉型的內容。
1994年初,筆者曾在《中國軟科學》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國社會轉型的向度十分明確”,認為:在1978年開始的第三階段,中國在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的主持下,確立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和發展模式。當前中國正在進行的一切都離不開這一點:中國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正在建立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在進行的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所以,向度是很明確的。中國人民認識到:市場不等于資本主義,計劃不等于社會主義,它們都是資源配置的手段。把中國建設市場經濟說成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一種誤解。
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理論有了很大發展,這使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實質是新型社會主義的成長壯大、創新發展。但是,怎樣評價中國社會的根本性質和基本走向,近來又重新成為包括中國學術界在內的世界學術界的焦點之一。在這個問題上,筆者堅持認為,中國社會轉型的向度是非常明確的,當代中國正在崛起的是一種新型社會主義,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也許由于社會主義實踐的快速發展,甚至超過了人們的思想進步的速度和想象力,許多人還沒有意識到,我們的最新實踐已經超越了以前那種在實踐中失敗了的社會主義舊模式。一些人還習慣于把別的社會制度視為成長的,把社會主義視為僵化的。不善于把自己已經取得的成績歸于我們的創新性實踐、歸于我們的社會基本制度、歸于社會主義,仍然習慣于讓新的實踐經驗來適應舊的理念框架。當前,美國金融危機禍及全球,使其不得不違背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邏輯,采取國家行為救市,這證明了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本質和趨勢的根本觀點的正確,也有助于人們跳出資本主義制度作為終結歷史的制度這種不可超越的舊框框。
中國社會發展和社會轉型,為中國社會學進行理論提煉提供了取之不盡的源泉。中國社會學不僅要理論地再現中國社會發展和轉型的軌跡,而且要努力推進科學發展和良性轉型,為促進制度創新和價值重塑,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鄭杭生/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來源: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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