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烈士陵園。
一位白發蒼蒼的老人站在革命英雄紀念碑前講述著抗戰故事。前來祭掃的學生、機關干部、行人,圍在他的周圍,聆聽著故事里的國仇家恨。哪位戰士為保守國家機密受盡酷刑,哪位戰士撇下妻子一去不回,哪位戰士犧牲時還不到20歲……老人的語調時而慷慨激昂,時而低沉嗚咽,隨著人物命運的起伏,隨著戰斗的打響、結束,聆聽的人群中有人緊緊握住拳頭又慢慢地松開。講的時間長了,老人的嗓音變得沙啞起來,但他仍然力爭講清楚每一個字,這種堅定和真誠感染了聆聽的人群,甚至連紛紛而下的小雨,剛抽出芽的小苗都被感染。微濕的空氣里,莊嚴的烈士陵園,一種濃濃的感動撲面而來,一同而來的還有“銘記歷史、珍惜現在”的情愫。
這個老人就是八十歲的王澤培。1994年,王澤培從縣黨史辦主任的位置上退休,本應過上含飴弄孫、頤養天年的生活,他卻一頭扎進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發掘民間文化遺產的事業里。
“我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給娃娃們講黨史我最拿手”。王澤培說,他退休前在黨史辦工作,腦子里裝著大量的地方黨史素材,退休后,他把這些素材整理成一個個鮮活的小故事,通過報告會、座談會、故事會等形式,向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艱苦奮斗的傳統教育。二十年來,他奔走在各個學校、機關里,以平均每月講一場的頻率講黨史,一共講了200多場,聽眾上萬人。從年近古稀走到耄耋之年,從兩鬢染雪到須發皆白,他的身體狀況一天不如一天,然而那份初衷始終未變。
存史、資政、育人,在職時的王澤培兢兢業業做著前兩項工作,退休后的他把重點放在“育人”上,除了給娃娃們講黨史,他還癡心于編史志。他常說,“我這個人一輩子抄抄畫畫,沒有別的本事,我多編些書寫些志,就能給后人多留些東西”。
1994年,剛退休的王澤培著手編寫《景毛村志》,收集資料的工作他干了8年,整理的資料裝了12個檔案袋,壘起來有2尺厚;正式編寫工作他干了十年,初稿寫了30萬字。這部《村志》詳細地記錄了景毛村的地理環境、先輩業績、民情風俗等,將上至五代十國,下至公元2010年的景毛歷史變遷展示了出來。而這搜集、整理的費用,都是他自己給自己報銷。
村志的編寫需要靜下心、埋下頭,需要核實資料,需要訪問各式各樣的人。為了弄清楚解放后景毛村的人口情況和糧食產量,他騎著老伙伴“自行車”,背著文革時發的軍綠色挎包,裝上干糧和筆記本,踏上到縣、鄉查閱資料的征程。
當時景毛鄉政府的資料還沒有建檔,資料不分年月,塵土滿屋。他一頭鉆進檔案堆里,邊整理、邊查閱、邊記錄,常常忙得忘了時間。盛夏時節,酷熱難耐,他用滿是塵土的手擦汗,弄得滿臉都是污泥。在縣檔案館查找資料就更加辛苦了,從景毛家里到縣檔案館要十多里路,路上坑坑洼洼,他早早起來吃過飯,騎著自行車直奔檔案館,在檔案堆里一待就是一天,餓了買兩個餅子,渴了找口水。最難的是回家的十多里路,七十多歲的老人腿腳不太方便,又是一路上坡,很長一段路他都需要推著車子走,僅路上就要花費兩個多小時,即便在嚴寒的冬天,他也累得滿頭大汗。村志寫完,王澤培已經快八十歲了,人們都說他完成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講史育人,修志育人,文以化人。潛心著史修志之外,王澤培和幾個老朋友組建了靈泉藝社,自己親任社長,每月15日定期進行藝術交流。幾年后,藝社培養出了6名榮獲全國金獎的書法、繪畫、面塑、剪紙大家。在靈泉藝社成立4周年之際,王澤培賦詩一首:“靈泉藝社越四載,泉水澆得百花開,爭芳斗艷展芳菲,要為社會添風采”。字里行間,老人拳拳赤誠可表。
退休二十年,王澤培一天也沒有閑過,他先后有69篇文章和詩歌在各級報紙雜志發表,有49萬字的《襄汾縣軍事志》,98萬字的《襄汾革命回憶錄》,23萬字《景毛村志》以及《南高劉家興衰史》、《襄汾縣兵防武略初探》等多部著作出版。他還組建起了村里的紅白理事會,當起了村里農家書屋的圖書管理員…… 當我們把這些身份,這些成績都放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再看看這位王澤培老人,八十歲的他一刻也沒有停下的念頭,他用他的經歷給我們上了最有意義的一課。 通訊員 張建華 鄧文斌
責任編輯:柏東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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